東晉之寒門崛起166、商人的打壓

    ，東晉之寒門崛起

    在古代，士農工商，商賈的社會地位最次，這個沒什麼好疑問的，歷朝歷代都是這麼認為的，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。

    其一，封建社會，以農為本，農民靠耕種生存，靠的是體力活，就算養不活自己也要供養貴族，為社會作出了卓越的貢獻，而商賈則是搬運貨物，賺取差價，並不直接參與勞動，然賺取的利益卻遠遠高於農民。

    在古人看來，這是極其不合理的，若是不打壓商人的地位，長此以往下去，農民就不耕種了，都去行商，糧食不夠就會引得社會動盪。

    其二，從人性的角度來看，一個人有了錢，下一步必然要謀權，因為錢可富己，卻不能護己，甚至有時候，錢多了，又無保護它的能力，那麼就會招來殺身之禍，非福乃禍，故商人有了錢之後，謀權護命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。

    古代地域廣闊，通信不便，地方有事，朝廷不能及時得知，一旦商人有了錢，又有了權力，便可招兵買馬拉大旗，極容易造成藩鎮割據的現象，在封建統治者看來，這是絕對無法容忍的，必須要打壓商人的地位。

    其三，商賈這個群體給人留下的印象太差勁了，人們想到商賈的第一印象便是「唯利是從」，能夠為了利益將社會道德踩在腳下，舉個例子說明一下。

    春秋戰國時期，有個富商叫猗頓，這人與秦相張儀私交不錯，他幹的是販賣軍火的買賣，七國都是他的生意夥伴，秦需要兵器時，他就將兵器賣給秦，楚需要物資時，他就將物資賣給楚，就算兩國劍拔弩張，將要開戰，他的軍火生意，依舊照做，而且越是四處開戰，他的生意越是昌隆。

    在大一統時代，商人也不安生，特別是王朝末期，商人最是不安生的群體，明末，吳三桂開山海關迎清軍，崇禎皇帝自裁，同年十月，清朝定都北京，順治在紫禁城擺設宴席，宴請了八位晉商，這八個商人何德何能，竟能讓皇帝宴請呢？

    他們就是着名的八大皇商，明末之時，東北女真族建立的後金野心越來越大，但東北相比中原地區物資相對貴乏，而他們所需要的軍事、生活物資都需要通過張家口的貿易市場獲得。

    在國家動盪的關鍵節點，晉商在正常的貿易外，竟然暗中向清軍走私軍火和糧食，同時提供關內外的各種軍防情報，其行徑與叛國無異。

    就是在現代社會，依舊有許多商人不顧國家利益，為了一己之私，竟向國外暗自遞交情報，苟且營生，美名其曰赴國外上市，在此，筆者就不點明了。

    一個群體，不能一棍子打死，有好的就有壞的，但又有一句話叫「一顆老鼠屎，壞了一鍋粥」，恰恰是這些不法商人，敗壞了商人這個群體的整體口碑。

    這些商人「趨利」的行徑，與傳統儒家思想背道而馳，多方因素下，久而久之，造成的一個結果便是，歷代王朝都從思想與現實兩個方面，給予商人嚴苛的打壓。

    筆者窮盡思緒，中國歷代王朝中，開國之君為商人的是一個都沒有，貌似唐末，有個叫黃巢的私鹽販子，參加科舉，屢第不中，回家就扯旗造反，不過沒成功。

    至今，這一政策依舊被執行，商人可以有錢，但想要染指權利，第一個就幹掉你，沒商量，所以有錢的商人都跑國外了，資本社會，有錢才是大爺嘛，他們在我國當不了大爺，只能屈尊去國外當個二等大爺。

    不過話又說回來，如果一個有錢的商人，安穩的享受生活，絕不搞事情，誰又會無端找你麻煩呢？

    所以他們為什麼要跑國外呢？

    這個問題很值得思索。

    扯了這麼多的，回到本書，晉朝對商人打壓冠絕於任何一個朝代，黃巢這個私鹽販子還能參加科舉，而在晉朝，就別痴想妄想了。

    首先商人是單獨造籍的，但凡家中有一商籍者，全家禁止從政，想混個小吏都不可能，趙芸菲那個是因為花了大價錢，托人改了戶籍，故能入仕，但經不住查。

    在晉朝，商人甚至不能與農戶同席而坐，就更別提士族了，故蕭欽之請趙芸菲兄弟同席入座，給趙雲龍激動的不行了，在路上，若是商人與農戶發生了口角，是絕不能還嘴的。

    在日常衣飾上，商籍也有特殊要求，所穿衣服只局限於幾種顏色，衣服還不能昂貴，更不能佩戴華飾，否則便是逾矩，是要遭難的，不過一般都是王朝開始抓的很嚴，後期就慢慢放鬆了。

    蕭欽之如今名氣之大，天南地北，鮮有人不知，在建康，蕭欽之與刁騁去私人會所學習外語被人發現了，大家也只會說此子少年風流，不算個什麼，但要從商被人發現了，那是要被戳嵴梁骨唾罵的。

    所以徐邈的重要性就體現出來了，首先徐邈是可以信的過，其次徐邈目前名氣還不大，做事不惹人眼，不像蕭欽之，去哪兒一報名字，立馬一堆腦殘粉就堵上了要瞻仰面容。

    故這件事可以假借徐邈之手，聯繫江左的那一幫商賈干，嚴格意義來說，是徐邈告訴了趙芸菲，由趙芸菲告訴趙